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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一、慈母手中线,严父笔中情(2)(3 / 4)

二、深圳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上诉人在一审败诉后提出并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措施(判决书引述上诉状可看出一点),经办贷款的三个同志由于工作认真,记忆细致而顶住了是非。否定了‘贷款的公证、登记、审批违法’的论点。

三、维护单位利益的重要性。本行的答辩也颇具水平。抓住了村委上诉状中‘分贷款’的说法和信贷档案中保存的工业村委《证明》这两个要点,表明工业村委抵押的自愿行为,否定了‘一直被蒙骗’的说法,从而保全了银行的债权。一张《证明》成了物证,价值超过了贷款本息的总和。

我们通过学习,应该在行为规范上有所收获。”

孩子:最近,我查看了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一些工作纪录、日记和《1994——1996年历次稽核材料》,那一宗宗介乎于红灯、黄灯之间的“灵活措施”着实令人胆战心惊;我手中握着的贷款审批权也使人不敢相信:在金融服务社时期,我是可以批准单笔数额千万元贷款的两个核心人员之一;而在市民银行接管后,面对支付危机而实施的综合应对措施,也足以让人赏心悦目。我数次把个人荣辱与单位的兴衰绑在一起:在银行被责令停业整顿期间,我极尽智慧地与人民银行协调得以重新营业;在银行面临支付危机的1996、1997年,我逐级呈报的《关于减轻逾期贷款罚息以协补资金的请示》,执行后协调旧贷款户协助支行存入了1.6亿元定期存款;1998年,我又向总行呈报《关于调整我行逾期贷款利率的建议》并经批准,再一次在协调中得到20多个企业的响应,为支行取得了1.77亿元的定期存款,从而为银行的生存赢得了时间。

回首往事,有一句话,我总想说:我出生于相对幸福的年代,综观我的前半生,虽然没有做大官,但我做过大事;虽然没有机会上那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但我亲历过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领域的存亡之战。

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全国各方面的精英云集于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十分高明的骗子蜂拥而至。贷款决策者不仅手中有权,同时也有责任尽快把钱贷出去,以实现经营业绩。因此,身边不乏企业家和诈骗犯。回顾自己在深圳十余年的奋斗史,我能够十分写意地写出这篇文章,就足于说明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你知道什么叫审时度势、适者生存吗?当1993年冬,市委组织部和深圳市人事局联合工作组经考察框定我为深圳特区总公司总经理人选时,我知不可为而不为,在五天内利用干部年休假迅速到梅林金融服务社当起了信贷员(从调进特区总公司到正式离开整整两周年);而当我感觉在敏感岗位呆得太久而可能令人生烦的时候便考虑淡出,独辟蹊径。因此,就有了“随意来花艺店”的诞生。

人们或许可以不经意地小看这个花店,但它的意义在于:在深圳这样人才竞争激烈、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生存之路,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采用简单劳动的方式养活自己。可以说,这个花店是不会经商的父、母亲的神来之笔,它让父亲自调任深圳以来的巨大精神压力消弥于无形,从此迈着轻松的脚步,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之路上。

你知道什么叫淡定吗?你的父亲在1992年初刚到深圳,每月领取480元工资的时候,工作起来其乐无穷。因为忙,1993年在深圳过春节,到了大年三十的上午,家里连过年的大米都还没有买回来。1995年,当我在金融服务社的合同工资每月8500元,而实际绩效工资最高时每月能领到八、九万元时也没有喜形于色。

我在深圳的经历,曾经有过挑战和机会并存、夹着尾巴做人的短暂时期;有过受人尊敬、说一不二的有权无钱时期;有过一字千金、众人瞩目的有权有钱时期;也有过新桃换旧符、等待淡出的过渡时期;以及目前这种悠然自得、采菊东藜下的养花种草时期。无论在什么时期,我可以说都做到了:第一、以最快的速度自觉转型。如立即由动嘴为主的组织协调改为亲力亲为。第二、在思想观念上以人生阶段性过程看待已过的岁月,既不留恋,也不后悔。正所谓:

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随天上云卷云舒。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做到淡对世间功名利利禄、人情冷暖,这是感悟人生真谛有了相当造诣的境界。

b、我的学习abc。我对学习从来都是向往的:早在1964年8月26日,母亲为我初上小学报了名,当时叫“破学”,我骑坐在家乡祖屋门前的围墙上,逢人便说:“多好啊!再过五天,我要上学了!”此后的读书阶段,每逢星期六中午排队回家时,我就想,“如果现在是星期一多好啊,又在课堂上课了。”在读高中时,我曾因期末考试五科得到总分498分,而招来不少同学的妒忌,被人们取绰号“五科一百”。虽然常常在上学路上被各村的小孩哄说,但在学校却受到老师的重视与偏爱:1972、73年县里在一个镇建设富石水库,春节期间,教育局组织全县老师参加义务劳动,我的高中老师把我的考试卷以包年果的方式带到劳动现场,并在有意无意间遗留在大坝上。

1975年——1992年,我曾经在小学、中专、大专课程任教。其中,中专课程任教超过120课时。1983年10月至12月,我在广州金融高等专科学校进修期间,为该校完成了一万多字的《工商信贷》讲义第四章的编写工作。1984年9月,我的第一篇论文《论加强资金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经著名金融教育家、全国劳动模范王伟民教授圈阅后推荐在省级专业理论刊物《广东金融研究》上发表,到现在屈指算来,共有36万字论文、材料、文件被中央、省、市级专业刊物发表或上级主管单位采用。同时,我还以论文作“门票”参加了三次省级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1986年,我取得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1994年,我在全国第一次中、高级专业职称考试中,顺利取得经济师职称。从1987年起,我是广东城市金融学会、深圳审计学会、深圳工程师学会会员,深圳金融经济专业专家成员。

c、我的自我评弹。

第一,我骨子里涌动着正直、坦诚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也就是《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说的:“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但是,这种特性,不仅在商品社会中是人生的莫大缺点,而且也注定了我及与我相类似者不可能在和平时期比较崇尚虚以委蛇的官场上有多少作为。据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学者说,***在晚年说他身上有两种气:一种是虎气,也即是霸气——刚性、原则性;另一种是猴气——灵活性。综观***的一生,他确是根据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运用这两种气的高手。抗战胜利后,担心美国支持蒋介石时,***表现出比蒋更喜欢美国式的民主,盛赞美国,还说要到密西西比流域考察一番,似乎暗示着什么。后来,***的虎气也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中,不惜与美国兵戎相见。这就是成功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惯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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