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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终于是清醒了过来，年轻时残留的激素，终究还是被老年人的硬皮盔甲排出体外。
我告诉自己，是时候报警了，再不采取行动，可能就来不及了。
说来也巧，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农庄大门柜台上的电话座机呼地响了起来。
我向徐先生示意了一下，说我必须要去接个电话，他点点头，又开始自顾自地喝起酒。
我一路小跑到了柜台旁，心情忐忑地拿起电话:
“喂?”
“是徐姐吗?”对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马路对面的旅馆老板娘李梅。
“我刚刚路过你的窗户啊，看见你和那个男人坐在大厅……这么晚，没啥事吧？”
“嗯，嗯，了解。”
我故意放大前半句话的音量，因为这是给几十米开外的徐先生听的，然后便压低嗓子，继续说，“小梅，能帮我报警吗?”
在简短又精准地说完情况之后，李梅严峻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挂掉电话，我若无其事地回到危险人物的旁边。
“我这样是不是很过分?”他头有些晃，“阿姨你早该下班了。
“下班也没事做，不是吗?”
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心只想把这个故事给听完。
“然后呢，那个死刑犯姑娘，最后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