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时期，公务员的收入不菲的，但是还不是为了当上它而不顾一切的。
对那些士人来说，就为了工资而整天和别人论争买卖货物的大小多少来收费，真是让人感到无耻了。
再说了，这个时空士人的生存方法很多的。
大宋到了南宋时期，赋税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特别是其中的商税。
地方税收的情况直接决定了官员的前途，可是有时候有水平的士人不愿意干这个职业，没有水平的人又干不了。
所以在一些中小县城里，只能由县令之类的人兼任了。
胡进县令当然不能下到基层去收什么过税和坐税，他在这里主要实行买扑制。
现在临安县城的经济体量还是太小，他都没有雇佣什么拦头帮助收税，只是让县城里各个行业中的大户承包每一年的税收，以他们为主体征税。
然后允许那些大户们向着同行的其它商户征收。
这样的办法，胡进县令是省事了，但是税收总额也不会太高。
所以上级对他的考评也一直是平平，没有啥能减少磨堪时间的业绩，更别说直接升迁了。
可是对这一些，喜好禅学的胡进县令也不是太在乎，说得过去便成。
所以当穿越走私者们在质押或购买货物时，这些个期间发生的税物，人家商家早都事先缴纳过了。
到了南宋时期，大宋政府历史性的彻底实现了货币制税收。
张国安事先问好了他开办作坊所要缴纳的税种，算了算，竟然有十一二种，加起来也是不低呢。
有些税种名字还怪呢，他一一都问清楚了后，愤怒地想，我这还没有要打官司的意图，这里的法制建设费就要先交了！
但是那个帮忙办理登记的牙郎马云却骄傲地说：“胡进县令一心向佛，某县是税种最少的县城了。”
了解了真实情况后，张国安和王德发也不得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这一路都没有遇到所谓收税的“拦头”，不是他们幸运，而是人家胡进县令没稀得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