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不同时期法律和思想的变革，追根溯源，还是生产力对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
“生产力影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影响法律，法律影响思想。”
“都是环环相扣的。”
苏松屹慢悠悠地道。
“一说起法律，我总是会想起秦律和商鞅。”
“嗯，商鞅崇尚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对待庶民，提倡乱世用重典。
军功授爵制让庶民也有了晋升的渠道，但让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受损。
另外，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也被打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子犯错，商鞅挖掉了太傅公子虔的鼻子。”
“是的，而且他制定的连坐制度，更是让人人自危。
以至于后来逃亡之时，知晓他行踪的民众都自发检举，生怕因知情不报遭到处分。
商鞅最后惨遭车裂，也算是自食其果。”
郑雨婷有些感慨。
历史读起来总是耐人寻味。
“不过商鞅虽死，其法依存。
汉朝的法律，是在秦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法家思想契合纵横天下的需要，催生出的秦朝律法也是异常严苛。
《陈涉世家》中征兵因大雨误期就当斩，其严苛程度可见一斑。
秦之所以有“暴秦”之名，很大程度上都要拜秦律所赐。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趋于安定，法家思想渐渐跟不上时代，更契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主流。
从刑不上大夫，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从君贵民轻到民贵君轻。
可以看到，法律的思想内核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改变。”
苏松屹一边说，郑雨婷一边表示首肯。
“嗯，你还是有点自己的思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