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
几乎是全部吧，之前谈恋爱也在剧组谈恋爱，哈哈。
做电影比较消耗人的能量，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你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全部付出。电影毕竟还是工作量最大的艺术，上千人的工作配合，每个技术环节又那么复杂，不像画画，没有技术难度，电影本身要学新的技巧，学新的数字化和3D技术。做一个项目，需要用两三年的工作周期，所以没有什么精力再去做一些个人化的创作。
于瑶：
会感觉到累么？
刘尚：
累只是身体上，有些腰疼，但那不叫累。每天无所事事我觉得挺累。我喜欢那种被消耗空的感觉。我就怕一个事，不能让我觉得可以全部地投入，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我就不要做了。但凡一个事情能豁出命去做的，它可能是比较有价值的。我一般都选择这种事。因为做电影两年、三年还是四年、五年，你是用生命来换。
比如一开始做《饕餮》的时候，我愿意用两年时间去磕这个项目。不是说我一年做八个，我不喜欢这个做法。
当时压力很大，大家都准备把我这部作品和国师张艺谋的《长城》作比较。
于瑶：
听说《饕餮》这部电影的后期比实拍耗费时间还长，算得上大制作了。
刘尚点头：
有很多电影，只有在电影院里才产生意义，比如《阿凡达》，它在网络下载和笔记本电脑上看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所以电影可能逐渐会因此带来区分，产生一个分支、分流，我要做的《饕餮》必须得去电影院、必须得在大屏幕看、别的媒体无法替代的。
于瑶：
从文艺片到后来的大制作，据说你这观念的转变源自一次球幕电影的观影体验？
刘尚：
有一次我去天文馆看的《神奇宇宙》。
那是一个短片，只有十几分钟，我被感动了，哭了。那个电影没有什么故事，镜头从宏观的银河系转到地球，再到最微观的蚂蚁窝，整个是个穿越。看完后我觉得这才是电影，整个画面的魅力太强大了。
电影首先要传递超越现实的体验。它传递的经验是其他艺术所不可比拟的，整个视觉和声音形成的世界是非电影所不能做的。
所以从电影院出来，我觉得我知道要做什么电影了。
我想做商业电影，而不是拍一个新现实主义的电影，跟你探讨一个社会问题，因为我看了很多新现实主义电影，我发现真的还不如看电视好呢，如果用电影去表现我们目击到的现实，那电影院的价值就不大了。
确立了要做类型电影的方向之后，我就逐一筛选可以在中国做的类型电影。
比如，韩国的犯罪电影，这是我们现在没法做到极致的；我还喜欢恐怖片，又好像不能血腥，不能暴力；科幻电影，中国又没有科幻电影成熟的体系，那么，什么类型可以做？
我一拍腿，做怪兽电影吧。
所以有了《饕餮》和《三生猫》两部怪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