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到隋唐，因为府兵制的兴起，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结合起来看，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
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理解，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
而租庸调制度，到了唐高宗后期，府兵制逐渐分崩后，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
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简化了交税的繁杂，解放了生产力。
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缴税直接交钱，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牲畜、布匹等。
看着很好是吧！确实很好，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当然很好。
可是这种理想模式，别说唐朝，就是后世的美利坚，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都照样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离析，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再狠狠剥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在两税之外，各藩镇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两税法，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
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
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也根本无法做到。
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
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能立刻提供相当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国家就没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