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家的时候，口号都说是天下是老百姓的，发展了几十年后，一批官僚集团站稳了位置之后，早把当初的理念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国家怎么变制度，怎么改革，只要不动他们的位置就行，一旦你要动他的位置，什么样的改革，他都把你搅黄。
比如皇上鼓励农村农民种水稻，下面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在沙土里种的红薯他都全部给你拔了，要求你恢复成种水稻的地方。
你要是反驳，这沙地里没法种水稻啊！地方官才不管呢，反正我接到的圣上的旨意要求大家种水稻，你就必须种水稻。
而且每家每户还是有任务的，要种多少面积，面积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老百姓没有办法，就在石头山上铺一层薄薄的土，插上秧苗。
至于能不能展出稻谷来，根本就没人过问，反正我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够了。
如果利益够官僚集团分的话，他们就会团结在一起，打压任何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人，甚至连农民都不放过。
有些农民有很好的地方上的土地改革的建议，想写封书信，递交到京城，给皇上看一看，结果根本都递不到皇上那儿，就被扣押了。
因为土地都被官员、豪绅们都瓜分了，所有的农民只能过得上打零工的生活。
如果利益不够分的话，那么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自己就开始了内斗，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在禁海之争上。
南方官员主张开通海上贸易，因为这样大家都得利，而且倭寇也会大大地减少。
而在京城的官员却极力地反对，因为海上通商，我又捞不到一点好处，我得不到好处，我就要给你禁了。
就像朱提督，都是官员们互相内斗的牺牲品，你全力抗倭得罪人，你放任不管也得罪人。
秦邦想到，这些牲口对待火器制造也是这样的态度。
没有人为国家着想，他们恨不得一直和鞑靼以及倭寇打仗呢，这样就有机会捞到好处，还能安插自己的人到军中，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若是你火器研究的太厉害了，三下五除二就把敌人全部干没了，他们心里就特别慌了！
因为没有敌人了，我就可能成为皇上的敌人了！
这就是京城里一些官员的德性，你在前方打仗，他在后方拖后腿！
而地方上的官员，像马雨这些团团伙伙的，他也并不关心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他只关心，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发国难财。
如果能发国难财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越难越好！
秦邦问道“你这个钻地导弹，大约估计几时能做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