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许多漕丁为补家用，常常揽运货物，沿途交易，以期厚报。”
从朱元璋时期开始，漕军就能在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这显然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出于安抚漕运官军的考虑，才准许漕军私货贸易。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私货贸易可以算得上是大运河对百姓的唯一一项好处。
因为漕军携带的私货相当于变相的免税商品，朝廷对这部分交易几乎不收商税，运河沿岸的城市便随之出现了集市和商贸中心。
万历年间的户部给漕军的定额是每船只能附带六十石私货，按照晚明一万二千只的漕船数目来算，那么运河沿岸的城镇每年起码能流通七十二万石的免税商品。
利润如此可观，也难怪漕丁们不肯放弃漕运这项苦差了。
张诚又道，
“皇爷，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并非虚言。”
“漕丁于每年十二月就要到各水次仓接收漕粮，次年四、五月份启运至京，一直到十月份才能回空，修整不到一月，又要去接新的漕运任务。”
“除了在运粮之时沿途贸易私货，他们再无其他办法补贴家用，倘或皇爷改了海运，这些漕丁漕工虽然没了负担，但同时也没了生计。”
朱翊钧道，
“你说得这些朕都知道，听说这些沿岸生意做大了的漕丁还结成了‘漕帮’，本事也不比那省的大小官吏小。”
张诚道，
“他们结成‘漕帮’，其实是为了应付运河沿途盘验的官吏，这船上的货带得多了，运来的粮米就少了，因此一旦漕军违规载物，则就地没收货物并加以处罚。
“而这运河一路，大小官吏可谓不可胜数，总兵官、巡按御史、督押御史、巡盐御史、巡河御史、沿河各兵备、各府州的管粮官员、淮安和天津的理刑主事。”
“甚至连工部抽分厂管事和洪闸主事都有盘查货物、扣押粮船的权力，再加上分程稽查，难免矫枉过正。”
朱翊钧道，
“也就是说，朕想要为百姓免除漕运赋役，百姓却反倒不答应？”
张诚笑道，
“皇爷，百姓从来不是一个整体，这南方纳粮的百姓、中途运粮的百姓、携私货沿途做生意的百姓、和京师吃粮的百姓，全然不是一拨人。”
“皇爷想改海运的心是仁善的，可是百姓见识短浅，只顾眼前蝇头小利，恐怕只会记得失去的利益，而不会念着皇爷您对他们的体恤。”
朱翊钧这下算是体会到当年张居正的苦处了，
“可朕就是想体恤他们，他们还能抗旨不从不成？”
朱翊钧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