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但当赴国之急，新君之事勿忧也！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逆蜀谯周天命之说，魏宗室元勋权柄不复，必可令齐秦二王无缘继大统。”
“今不与君共行，委实后事无人可绸缪也！若事发而君死难，我纵百死亦促事成，滔滔雒水可作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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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零零散散的，但夏侯玄可大致了然了。
作帛书之人必然是司马昭！
盖因如今唯有与李简交情莫逆的司马昭，才有资格能说出“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这样的话语。
而他与李简的约定，则是李简以厌胜之术将天子曹叡诅咒死后，便倚仗其父司马懿几乎掌控了举国之兵的权势，以“魏文帝这支后嗣大多夭折”、要破逆蜀儒者谯周的天命之说为由，弃曹叡的养子曹芳与曹询而改立魏武曹操其他后人为君。
且看帛书内容，司马懿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这点夏侯玄自动忽略了。
的确，司马懿如今的地位，已是魏国除了天子曹叡之外最有权势之人，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促使他心动参与这种谋逆之事了。
不过，若是此事的前提，乃是天子曹叡驾崩了呢？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嘛。
在君王新旧交替之际，他出于对权势的巩固之心，面对魏国外忧未平而内患生的局势，再加上其子司马昭在侧劝说，还会无动于衷吗？
不出意外的话，他应是“勉为其难”的顺势而为罢！
罪名什么的别人承担了，可凌驾君王之上的权柄之路亦水到渠成了，在前朝无数个“进则安、退则身死族灭”的权力斗争例子面前，他那还不会以周公自居！
对司马家抱着愤慨的夏侯玄，当即就将事情梳理得有条不紊。
在给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作书时，亦秉持着“点到为止”的春秋笔法，字字没有让指摘司马懿之事，但笔笔皆令曹宇意会得心胆俱裂。
亦一面让夏侯玄不可声张，继续以扰高陵的罪名将李简关押在邺城；另一面则是遣人以八百里告急传信给在南阳天子曹叡。
曹叡看罢后，无法继续在宛城坐镇、二话不说赶回邺城亦不足为奇了。
行于途，他心中仍有侥幸，并不相信司马昭会与李简同流合污。
盖因司马昭乃是在他的授意下与李简倾心结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