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这人好无趣，我请你吧。”
“不……”
谢云真的眼睛很漂亮，那样满怀期许地看着他，许耀说不出拒绝的话。
我一定是魔怔了，他想。1927年四月，广州。
一枝杏花沾着宿雨，颤巍巍地自墙角探出。
这几年，学生运动大大小小闹了不少，许多学堂因此罢课，搭进去的无辜学生只增不减。
去年鲁迅先生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字字喋血，更是闹出来了一番不小的响动。
也正因如此，谢云真已有近一个月未去上课了。
这年头，哪里都不安生，许耀同他父亲一样，加入了革命，死里逃生过几回，变革之信念愈发坚定。
如今国共合作的局面愈加严峻，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他抬头看了看乌沉沉的天空，随手折下了那枝杏花。
如果说他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眷恋，那必然是谢云真了。
母亲1921年病故，幼弟被一户商贾人家领养，两个妹妹一个饿死，一个给人做了童养媳，至今未有联系。
那年初遇谢云真，她的聒噪与烂漫天真，好似一阵清风，把他将关未关的心门一点点吹开，灌进去一点热气，一点甜蜜，好叫他不至日日活的如作坊器械，有明确方向，却也麻木不仁。
许耀到广州后，因身份缘故，每月与谢云真的信件往来不过三四。
最上一次，云真说要来广州寻他，他坚决不允。
仔细地把杏花同信件一起装好，许耀动身去了邮局。
这或许会是最后一封信吧，他想。“许耀，上海风险大，你确定要去么？”
“老师，我辈青年，自当如炬火一般，虽则力量微弱，聚在一起，便可有燎原之势。何况，我并不是不怕死，但我更怕，中国人一睡不起，浑噩度日！”
“不娶谢家丫头了？”
……
怎会不娶呢？
从邮局回来，天色已经暗了。许耀把外套搭在椅子上，回味着昨夜与老师的对话，复又站在窗边，天光微弱，灯火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