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
“走吧。”
我们一路北上，昼伏夜行，经过镜子一般封冻的呼伦湖，于十几天后，到达了中苏边境的额尔古纳河。
这边天气极度严寒，数十里都荒无人烟，那伙人不可能找来。
在抛下过去的一切后，我和阿来终于自由了。
我们再也不用分开了。
春天的时候，额尔古纳河上波光粼粼，我和阿来河畔驻马，手紧紧拉在一起，并肩望着红日落在河流彼岸。
“阿来，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小的时候想去贝加尔湖。”微风吹起，阿来目光神往，“听说它就像海一样大，那是我祖先曾经饮马的地方。”
“是啊…”我点头赞许，“那么，现在就不想去了么？”
“不想了，”阿来道，“哪也不想去了。”
“就想和你呆在一起。”他看着我，清朗的笑容令我流连难返。
在那个无人之地，我和阿来相依为命，度过了生命中最平稳的半年，到了1976年的夏季。
那天，我收到了一封电报。
电报上只有五个字，却看得我眼前一黑：
“父病危，速归。”
·
“你走吧，”我从来没想到，阿来会对着我，平静地说出那句话：“你爸就你一个儿子，不知有多宝贝，最后一面都见不着，他得多么难过。”
那是第二天的早晨。我在忐忑地抱着阿来一夜无眠之后，第二天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一个结实的包裹静静躺在床头。
那是我需要的所有行李，阿来都帮我整理好了。
然后，他就对着我说出了那句话。
他劝我回去。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辈子没出过草原的阿来一路骑马，送我前往大庆。一路向东，翻越大兴安岭之后，游牧民族的脚步就此止消。草稀了，树木多了，人员开始变得越来越密集，不多时，就能见到一个个点缀在绿油油田野间的小村庄。等到了大庆市区，更是处处标汉字，人人说汉语。油田吊井的轰鸣声时时响在耳畔。当满脸油污的工人露着雪白的牙齿，大包小包往前赶的时候，大庆火车站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