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由西延引发出来的思考，绝对不仅仅是如何治理河流流域和旱灾的问题，而是如何保证地方官员能够真真正正地在地方上做实事。
十二皇子心中对治理旱灾，养河之事已经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就比如说他提出来的“代田法”，把耕地分成相间的甽和垄，种子播在甽底以保墒，幼苗长在甽中，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水分。
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垄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到暑天时，垄上的土削平，甽垄相齐，起到耐旱抗风的作用。
这个法子其实是前朝人民百姓在实际的生产生活运用中发现的经验技巧，被十二皇子用在这里也很是合适。
但是要施行这种“代田法”，甚至重启植被养河、河流养护等一系列工作，必须需要地方官员的配合。
这样，地方官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若是被派去西延的官员还是无所作为，那么这些个抗旱的法子，根本就没有使用的可能，那自然也就不会抗旱了。
若是被派去的官员一开始好好做活，但后来却懈怠懒惰了也不行，因为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绝对不会需要那种三天晒网两天打渔的人。
这种人的危害性甚至比那种一开始就毫不作为的人还要严重。
没有什么是给予人希望又亲手毁去更让人绝望了。
司马婧苓顺着十二皇子的治旱之论，又以西延为例，引申出了这些偏远地区甚至是离京城很近的郡县官员疏于治理的问题，让十二皇子有了自己的思考。
在听到了十二皇子很多稚嫩的想法后，司马婧苓也没有露出失望之情，而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远的笑容，像是在说给十二皇子听，也像是在说给跟在她身边的阿瞒听。
她说道：“官员的任免、官吏、监察，历来都是件难事，但也向来都是考察一个帝王真正能力的试金石。
一个优秀的帝王，能够将所有的人才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让他能够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出他的全部才能；
而一个昏庸的帝王，则只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及平常官员之间吹捧着的话语来决定谁做什么位置，这自然会引起朝堂的动荡甚至王朝的颠覆。
除了这两种，还有一种世人不好评价的帝王，那就是国事该做也做了，人才该用也用了，但对于国家出现的问题，却置之不理，也从来都不会主动去解决这件事情。
这类帝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本宫认为，长此以往，这个国家也走不远。毕竟上行下效，连一国之君都是这种样子，更何况下面的官员呢？
终究会有一天，这些臣子全都和这皇帝一般，变得怕事、怕麻烦，懒得解决，最后还是归于了无所作为。”
司马婧苓的话，同时引发了十二皇子和阿瞒两人的共同思考。
而思考的结果，都在今日显现了出来。
这也就是导致今天在殿前，十二皇子作为新帝之后颁布的治国政令，为何会如此成熟的原因。
殿上的大臣听了，一时间都有些面面相觑。
只有一些站在高位的臣子，比如说太宰和太傅这种人，则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