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寓微微一笑，道：“那可是鹿鸣宴，州府长官都亲来主持，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瞧蒋铎半是痛苦半是喜悦的样子，杨寓又道：“去年我便同你说，让你早早考了乡试，你只不听，拖到今年来考，考中了却只得白白等三年，实在可惜。”
当时杨士奇认为蒋铎经义已经读通了，劝他早早考了乡试，若是中了，便能一举参加会试，虽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自来富贵险中求，一旦成功，便是年少登科，风光无限了；即算是不中，也能增加经验。蒋铎到底不像杨寓是个外表沉稳、内心敢搏的人，要不然当年丢了学印之后，就会选择写个万字悔过书，然后自首被抓进牢里，坐牢时还要时刻反省自己了，蒋铎到底还是求稳的。
“今年没有参加会试是对了，”谁知蒋铎一下子兴奋起来：“南北分了榜，闹得好大，也死了好些人，总算是压下去了。”
说着愤愤道：“北方这些伧老！自己卷子做得不好，取不中，就要闹事！你听说了吗，就连黄榜最末一名也比北方伧老第一名高出许多呢！自古开科取士，以文章定优劣，以成绩排名次，以卷取人，而不是以地取人，到了国朝，怎么就弃之不用了呢！”
他说着更加激动起来，“皇上不问清白，大肆诛戮，南榜贡士全部罢黜，还将南榜状元以行贿的罪名处死，我就不知道了，这行的是什么贿，难道这状元、榜眼、探花的名次，不是皇上亲自定下的吗！”
刑部查案的时候，将主考刘三吾和侍讲张信严刑拷打，得出一份六百多人的科考舞弊证词，皇帝难道不知道这是冤案——虽说这五十一名贡士是刘三吾取的，但是前三名乃是皇帝亲自阅卷而定的，有没有才华，皇帝难道不清楚？
“皇上自然知道这是冤案，”杨士奇道：“最后定罪的时候，没有提舞弊这两个字，而是以谋反的罪名开杀。”
皇帝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皇帝说他是“胡惟庸党”，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皇上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杨士奇道：“早在复查案子的时候，就说得清清楚楚，‘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皇上没有让他们去看南榜取人是否公正，皇上最是知道北人在制艺上，和南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圣意是赶快增补北人上榜，矮子里面拔将军，拔也要拔出来几个，好平息北人的怨气。只是这十来个主审里，只有两人体悟到了皇上的心思，其他人却揪着考生的水平来看，说所录取之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皇上自然要发怒。”
这个案子早已不是简单的科考舞弊案，已经上升到了朝中南人北人的矛盾激化的高度了，因为刘三吾取南人五十一名，导致北方举子大哗，群情激奋的考生，将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到礼部示威。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把个南京城弄得一团糟。单如此也就算了，举子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只是因为他们高呼地域歧视，勾起了朝中北人的不平之心，数十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而这群给事中，大都都是北方人。而诬告张信的御史，则是河南人——河南虽然地处中原，但是依旧被视为北方，重要的是，这一次录取榜中，也无一个河南人。
为什么两次审查，中榜的一律都是南人，因为经过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南宋定都临安，几百年人才转移，北方经济文化已经远不如南方，何况北方经历辽、金、元几百年统治，对汉族已有了离心感，元亡之后很多人宁愿西迁北逃也不愿投靠大明，好不容易北方参加科考了，用科举制度收伏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
再一个是因为南方的学校制度完善，府学、州学、县学都建立起来了，而北方仍有兵灾，自然没有普及教育，而国朝科考的实际制定者，其实是刘伯温和宋濂，这二人皆为南人，制定的考试规则自然更适于南人。所以以上种种，都是南北榜案的深层原因，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的稳定。作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虑的是稳定，只有采取人为平衡的办法，才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安抚北方举子之心，这其实这是政治需要。
以上杨寓看得清楚，只不过口上只说：“皇上觉得，北方人厚重少文，都是老实秀才，南人聪明狡黠，尽都是不实之辈。”
说起来无非是地域歧视，这一点在宋朝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宋太祖有一句名言“南人不得为相”，宋初历史，太祖太宗两朝，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面，的确没有南人位列宰辅，可见不是空穴来风。直到宋仁宗的时候，他意识到人分南北的录取方式的确造成人才流失，于是就取消了南北差异化的政策，所以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很多名臣名相，例如章敦、曾布、吕惠卿，包括三苏涌现出来。
历史上说欧阳修提携后辈很有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说这件事，因为欧阳修南人出身，主张唯才是举，所以提携了很多南人，当然这事打破了北人的如意算盘，招致了许多北人的攻讦，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司马光就主张按各路人口比例招生。到神宗年间，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借由王安石变法来了一次总爆发，因为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分子差不多都是南人，北人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丧失了话语权，最终让司马光说出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言论之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所以到现在，朝中依然有南人“狡险、轻易”的看法，甚至皇帝虽然出身濠州，却不以南人自居，正所谓“杀尽南蛮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是也，对江南豪强的手段也是十分酷烈，前后迁徙了数十万江南豪族填实京师，又借着科考案，罢黜南方举子，重新登记了富民籍册。
“听说今年以后的会试，南北方的学子要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蒋铎道：“这是传言，但是看皇帝的意思，未尝不会定下来。”
杨士奇看了一眼愤愤不平的蒋铎，知道他心里所想。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式选士，北人会抢夺走本应属于南人的名额，论才学，北人远不如南人，但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却能捞到这样的好处。他笑了一下：“徵麟，你可知道为何自从洪武五年的壬子科之后，直到洪武十八年才开了乙丑科？这当中十三年的时间，为何不开科取士呢？”
见蒋铎摇头，杨士奇便道：“皇上曾说过，‘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从古至今的考试，都有一个问题，会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东南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皇帝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文采可观，但是在实务上，简直是狗屁不通，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了十三年。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杨士奇虽然出身江西，隶属南方，但是想法却和皇帝一样：“你我虽俱生南方，然而我游学多地，只见南人性饰浮华，虽精于理儒，却流于空谈，有才华，多轻浮也。以我来看，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如果科举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务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有才之人，不一定能有才于官也。”
蒋铎便上下眼打量他，笑道：“可有点酸了！士奇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怎地？”
杨士奇也笑了，似乎并不否认。他已知道自己是断不能参加科举了，万幸国朝一切草创，并不如宋朝时候那般重视科举正途，皇帝似乎更是喜欢学校和荐举人才。他既然断了科举之路，只能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