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他。”
安娜耸耸肩“莫非你家里人给你寄信了？还是别的事？啊我不管你高高兴兴从校长办公室跑出来，肯定是什么好事。”
“那当然。”娜塔莎愉悦的说“是我叔叔的好消息，真是太好了。”
在许多学生眼里，娜塔莎虽拥有一笔钱，她还是家人死于战争的苦孩子。
因为这份遭遇，莉莉娅与她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
现在看来，她的确完全走出了阴影。她也并非绝对的痛苦，至少还有叔叔呢。
娜塔莎无比期待约定的电话，即便她严重的睡眠不足，兴奋状态下的她丝毫不觉疲惫。
那么，如今的杨明志又如何呢？
按照斯大林的预计，一场针对在北方展开一次战略反攻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必须在十月初制定好。
计划上，在斯大林格勒指挥的朱可夫，他最迟在十月五日飞回莫斯科。
留给这位“救火队员”的时间并不多，在谋划完作战计划，朱可夫还要火速飞回去继续坐镇，以防止华西列夫斯基的孤掌难鸣。
那将是一场秘密战略规划会议，与会者寥寥几人，能参与进来真是个人的荣幸。
杨明志知道，即将召开的秘密会议，它所谋划的就是“火星行动”，即便本时空它不是这个代号，其战略目的也是类似的。
杨明志估计他并非主角，所以他虽做了一番准备，也估计到届时还是朱可夫说了算。
在那之前，自己还有两天清闲时间。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杨明志在留驻莫斯科的列宁共青团支部，非常容易就了解到娜塔莎自九月初图拉一别，就去了彼尔姆上学。
若不是战争，娜塔莎当在1942年夏季毕业，说不定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
杨明志非常欣慰，也有些遗憾。
“彼尔姆，军列停靠那里时怎么就没人告诉我你在那里！知道你的位置，这就好了。”
约定的日子就在十月三日，啃了半块面包的杨明志，他于中午前就在列宁共青团莫斯科支部的办公楼侯着。
约定之时，莫斯科时间十二点半整，讲究军人准时的杨明志拨通了电话。
即便九月初的空袭，莫斯科的电话系统出现严重故障，当局很快恢复了电话系统。
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相对于无线电通信，长期这方面比较劣势的苏联更重视有线通信。
介于是同一组织的同级机构，列宁共青团的莫斯科支部与彼尔姆支部，两座城市都是“苏联式巨型城市”，彼此全天候任何时间都可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