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回头看，事情的起因，李雪莲应该是自作自受，因为这个失信的循环，起于她。
是她提出假离婚，试图欺骗法律和国家，把事情走到了死胡同里。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失信，是一个循环。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人，即便是最被同情的李雪莲也不是。一个无法区分好人坏人，让人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故事，但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每个观众的影子。
所以，它更有现实价值，整个社会阶层中流行的虚伪，相互的欺骗，可做而不可说的“失信”，就是这个荒诞故事的内里成因。
这也是刘震芸编故事的一贯手法，往往先从家庭开始，原本应该最亲的人，相互欺骗失信，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谎越来越大，最后搞成了灾难。
《手机》是这样，《一句顶一万句》是这样，《我不是潘金莲》格局更大一些，从家庭外延到社会体制，还是在说这个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如果家庭总是出这样的问题，那社会的病也应该不轻，更勿论矛盾最集中的官场。原本应该依法治国的社会，最后只能靠意外来解决问题，一切都成了笑话。
更为有趣的是，电影中还特地做了一个突出比喻。法院的老庭长夫妻二人携手走过了50年金婚，下属摆酒祝贺，问秘诀是什么？
老庭长答曰：“忍！”
老伴拍桌子怒曰：“不对，是一忍再忍。”
法律工作者都要靠着“忍”这个含糊的字眼，而不是靠“理解”，“讲理”这些更明确的字眼来解释50年的携手，宋铮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也很符合中国人的现实状况。
如果李雪莲开始的时候忍一下，是不是就没后来这些事了呢？
谁TM能知道！
俩人定下来要拍的事，接下来就是怎么拍的问题了。
怎么拍？
宋铮首先想到的就是原版《我不是潘金莲》那独特的构图了。
前世，“圆形构图”可谓是《我不是潘金莲》在画面上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据说这还是冯晓刚和摄影指导罗潘在一次争议后的产物。
整部电影当中，发生于小镇的故事，全部采用了圆形构图，离开小镇到外地，则采用了正方形构图，最后的结尾，告状的问题解决，所有人回到正常生活，画面恢复到正常的全画幅。
在电影上映之后，面对众多的疑问，冯晓刚给出的解释是，构图的变化是为了体现中国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圆和方在故事中形成了最直接的画面暗示。
而在宋铮看来，这种画幅的变迁，还体现了李雪莲生活的逐步开阔，从开始陷在告状的问题中，到最后恢复正常，视觉上的束缚慢慢打开。
因为“方圆构图”的尝试，整个故事在画面上体现出强烈风格的同时，也对表达有了很大限制。
圆形构图时，摄影机多采用平静的旁观视角，以静止镜头和简单平移为主，多采用中远景，没有强烈的推拉变动，缺少近景特写，仿佛一部无法变化视角的舞台剧，情绪上很收敛。
再配上简单的字幕，低对比度的昏黄色调，以及冯晓刚安静悠然的旁白，完成了一副“尘世风情画”。